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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征兵博客

拥有一世的良知 探索一生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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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长江学者评审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研究》顾问。美国《现代管理》、《世界经济探索》编委、审稿专家。中央电视台特约嘉宾。陕西广播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曾出访新西兰、韩国、新加坡、荷兰、奥地利、越南、蒙古、台湾。提出了“精细密集农业”、“不在意资金”等新观点。出版专著2部,发表论文300余篇,被SSCI、CSSCI收录64篇,作报告1000余场,在中央电视台、陕西广播电视台做节目40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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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征兵:我导师魏正果教授的代表作之二:我国农业土地国管私用论  

2014-11-07 14:45:26|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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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土地国管私用论

魏正果

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在土地制度方面可实行国管私用制。

一、土地私有制的产生与分解

在那个可以想得出来的开始,土地只有使用的意义,从农业来说,土地只是为了种植或生长植物。土地是任何农业生态系统要运转起来的无法代替物;与阳光、空气、水分同样不可缺乏。在使用者的心目中,土地与阳光无别,是位自然界的慈祥母亲。“万物生长靠太阳,万物生长靠土地。”

可惜土地在数量上不是无限的,特别是与位置联系起来,不仅有限,而且是垄断的。与阳光诸因素不同,有了土地就自然有了阳光、空气、水分和雨量、气温。没有土地,一切皆无。唯土地特殊,所以由对土地的使用,引伸出稳定使用,引伸出不可侵犯的连续稳定使用,引伸出“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这些能为人们理解的观念和事实。至今,某些草原放牧的纠纷仍然能使我们觉察到土地因使用而提出“所有”问题的趋势。可能是季节性缓解了趋势的紧迫性,从而使我们看到了这仍然在简单重复的古老一幕。农区的形势当更紧迫,节气不饶人,容不得多次重复,宁可诉诸武力,也得把使用土地的界限定下来。理由容易找,人们迟早得接受土地边界这个事实。土地私有制在形成中。

从此,土地所有成了土地使用的自然前提,土地所有权成了土地使用权的自然前提。这可把自耕农做为模式:自有自养自用。关键虽是用,但自用就得自养,而自养就得自有。这可称为土地私有制原型。

土地私有制原型是因使用权而引伸出了所有权,所有权一旦确立,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结合又可能变为分离。如此,所有权独立了。引起分离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而根本的一条是土地的有限性与缺乏社会约束的私有制相遇了。

土地所有权独立了,土地就可以出卖或出租,而不再只是为了耕种,或者说出卖和出租正好体现了“土地所有权”。出卖或出租与耕种一样也是经济行为,土地所有和所有权由使用的自然前提演变为经济前提。现在,土地不耕种,不使用,只要你拥有它,就是拥有财富。

地球上的生命体认为某一块地球表面是属于自己的,但他并不一定知道这块土地究在何处,真正有意义的是收取地租和出卖的经济行为。

面对土地,人与人之间,有相当广泛和深奥的学问:地主、二地主、地祖、租期、永佃、田面、田底、土地契约、土地掮客、土地买卖、土地价格、土地典当、土地抵押,等等。在这一大套学问之外,才能谈到土地的耕种和使用。相比之下,耕种和使用反而显得太简单了,似无多少要说。土地私有制原型引伸出了土地私有制变型。根本区别:前者是所有与使用结合,后者则是分离。在前者,所有制没有独立的经济意义,而后者则以具有经济意义为要旨。因此,土地越多就越意味着财富的数量、权势显赫和心理的满足,而不是耕种任务的增大。

土地私有原型与变型的对比如下:

原型:目的是为了耕种,因为土地是耕种的自然条件,必然要熟悉土地,通过一定技巧的操作以获得农产品。以与土地结合为特征的自耕农为模式。

变型:私有本身即目的,因为土地是耕种的经济条件,不必熟悉土地,不要求操作技巧,可以借土地这一经济条件而分享农产品。以与土地分离为特征的地主为模式。

土地私有变型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虽然它是不公正的。自耕农由于经济地位上升,就可能由原型而变型,地主由于经济地位下降,也可能再由变型转回原型。自耕农可能成为无地农民,无地农民因租用土地而成为变型的种地劳力,相互依存。变型是原型的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土地私有制。整个农村在原型、变型中打圈子。人民困于土地,老死农村,所谓苦做甜吃,故土难离,安居乐业是也。地主追求土地,所谓田连歼陌是也。依托土地私有制,给农村由基本上提供了一个有相当弹性的秩序,在土地面前,人与人的关系有了着落。人与土地的关系说明了人的地位,规定了人与人的不同身份。人们的眼睛都首先看着土地,甚至与土地无关的商人、官僚也以在农村占有土地为归宿。

与地球共生命的土地要归属于寿命短暂的人,就只能由后代继承了。长子继承制是着眼于维护凭借土地所建立的权势。“把一个地产分拆,无异把它破坏,换言之,无异把它拆开来,使各部分都容易受强邻的侵蚀吞并(亚当斯密)。”而众子分拆制则体现的是眼前父爱的平等。“每一个儿女的生计,都为老父所同样关心(亚当斯密)。”总之,人们在弥补生命的短暂而设法使土地属于自己的家族,可谓死也不能放手。土地私有制被表现得非常透彻。

虽然土地私有制是欠公平的,但总是在土地面前,为人与人之间提供了一个秩序。不公平的秩序也比无秩序好。公平的秩序正好是由无秩序中产生的,历史毕竟要进步。不公平的秩序一般是由无秩序通往公平秩序的一个过程。再者,肯定土地私有原型,就得同时肯定土地私有变型。因为后者是前者的伴生物。历史上针对不公平而提出的理想方案,如果能有机会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最终还得回到原地,土地私有制的事实依然如故,私有原型与私有变型在当时是难以分割的。

到了商品经济时代,由于生产社会化,一切私人的经济行为都必须在社会的约束之内。所谓供求关系与自给自足大不相同。私人的经济行为只能在社会经济的大系统内运转。而土地私有制是社会化现代经济的大障碍。

1)与现代化社会的城市、水利、交通建设及多种公共事业的用地抵触甚大。可以说,土地私有即是大地上布满了钉子,步步是障碍。所以主张农用土地私有的美国经济学家伊利针对非农用地有了徘徊,提出了一个“私有财产的社会控制”原则。他说,为了避免地主为所欲为,为了公众利益,“私有财产的社会方面,已经通过种种缓慢的变化而发展起来了,这些变化有可能限制土地私有权的范围。在某些场合里,对于土地利用的公共控制,已经采取把私有土地转变为公有土地的形式(伊利)。”这只是记录了本世纪初期的现象,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公众利益必然要涉及农用土地转换成非农用地这个第一步的跨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非农用地问题,总是提给农业的。在非农用地内,只能向上下扩张,全靠荒地,也不可能。所以伊利的理论不彻底,是就事论事。但土地私有与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抵触还是反映出来了。在我国,公路、铁路建设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事,但总是在农村土地上碰到了钉子,征地费用日高。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城镇的建设,非农用地必然要日益增加,农村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区。

2)增加农地流动的困难。本来农用土地在农业内部的流动比之其他要素就困难,因为真正的流动是更换了经营者,土地的位置、距离都是无法动的。彼处有了土地,此处的田块仍然无法扩大。土地经营面积增加的机会,可能因距离过远而放弃。以位置固定为特点的土地私有制只能是为流动不畅的土地增加阻力而不是增加润滑。艰难的土地流动还得问一下地主本人的意向如何和要价高低。

3)承认可以凭借土地所有权不劳而获。土地私有,必然有人要借此坐吃地租。这与商品交换原则不符,比之资本原则亦显落后,与社会主义原则更是格格不入。而禁止出租正是对土地私有制原则的动摇。

因此,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私有也是下策。土地私有时代正在结束。土地私有制衰微了。

二、土终国有制的提出与困惑

土地私有制是明确的历史存在,历史选择了土地私有制。而土地国有是人们对替代土地私有制的新设想,虽有一些实施,但还难以预料历史最终将如何表态。新观念脱胎于旧邓念。私有制的否定自然导致了对国有制的肯定。

一般公认,土地国有是资产阶级在早期反对封建地主时提出的,但又缺乏勇气去认真贯彻;只有社会主义者才是诚心支持土地国有的。至今的主要事实是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宣布了土地国有,我国是通过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同时也存在着国有土地,如国营农场、林场、牧场及在土改时所没收的城郊土地。

从国家学说和国家的职能看,国家肯定是一国全部土地的最高主宰者,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宣布国土归国家。

从低于国家职能的具体经济活动看,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国家无法直接经营农业,交给下级政权去经营农业也难免落下一个政企不分的下场,效果非常差。国家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只能是对国家职能的误会和削弱,不该做的做了,而该做的又顾不上了。

说到底,土地最终还得交给农民去耕种,相应的就是要能使农民对耕种土地的结果承担责任。如此,就没有理由反对农民对土地的稳定、连续使用,就无法否定土地私有原型。土地国有化的具体化仍然是土地私有原型。原来我们反对土地私有制只是反对土地私有变型只是反对它的不公平因素,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如果不对土地私有制进行分解就无法准确表达我们想要说的话。这就难怪有一个“国有永佃”论,由国有论起,但还得落在永佃上。佃即农民耕种,永佃即稳定而长期的耕种。那么“国有”是什么呢?是指国家充当全国的大地主来收地租或掌握最高的主宰权? 显然不是。征收土地税和握有最高主宰权本来就是国家的职能。土地国有使人困惑。

三、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由来

土地集体所有在我国已是30多年的事实。

土地集体所有在我国是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来。50年代初,先是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入股,集体经营,集体劳动。此时的私有土地已失去了与使用结合的意义,只能是按土地量分红。在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气候下,在土地分红使农业生产合作社只能算做初级社的形势下,以土地分红与按劳分配有矛盾为理由,很快就取消了土地分红。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半社会主义性质发展为社会主义性质。而更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开始就没有土地分红,称为“一步登天”。从此,土地改革后明确算在农民名下的土地以农民“自愿”放弃所有权而成了农业社集体所有。1958年后,因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土地归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也大体上是原来的高级农业社范围集体所有。

在初级社时,土地因只有分红的意义,而在性质上由私有原型成为私有变型;但私有变型与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所以注定了迟早要消失。

我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产物。是集体劳动导致了私有土地变为集体土地。历史上的土地私有制在一场运动中消失了。按原设想,随着人民公社三级所有核算单位升级,土地就逐步成为全民所有,也就是土地国有化的实现。

土地制度问题似已解决,只待逐步向国有化靠近。但农业的经营形式问题又尖锐了。因为我们把农业生产合作理解为土地合并与集体劳动,集体劳动者对农业的产量既负责又不负责,劳动积极性下降,经济效益差。立足于合并土地,由否定私有原型入手而否定变型的社会主义农业经营形式陷于困境。真是熊掌、鱼翅难以兼得。这就是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背景。承包制一试即灵,轰动全国,波及国外同病相怜者。早在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开始,就有人提出要再承包回去。这当然是向农业生产合作理论与政策开玩笑,必然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归于修正主义。“伟大”的实践告一段落,只是苦了种地人。到头来还是劳动者要与土地结合的自耕农模式更引人注目。幸好,30多年的沧桑变化,种地人已是第二代了,要不,真会提出“土地回老家”的问题。

到此,我们应该重温美国人伊利在本世纪20年代的主张:“农地在私有制下才能获得最有效的利用,然而农地的租佃制,在理想的土地制度中,也有它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向自有制过渡的手段。”“社会主义者已经提出了土地公用计划,但全世界的经验证明,农地的私有制是鼓励生产的最好诱导力(伊利)。”第一,伊利是怀疑苏联的集体公用农地模式。第二,社会主义在农地使用方式上缺乏充分地民主讨论而以行政命令为后盾推行了新的模式。重温伊利,是为了有助在半个世纪后不得不再次开展的学术讨论补课。

苏联在国有土地上推行集体劳动,中国在私有土地上推行集体劳动。苏联的土地国有无法解决具体使用问题,最后选上了集体农庄模式,中国人予以仿照。现在,都在进行学术讨论的回顾。

当年,我们仿照集体农庄模式是明朗的;今天,回归自耕农模式是模糊的。从而造成了:①集体劳动不存在了,而因集体劳动才出现的土地集体所有好象还存在着。土地集体所有只是为集体成员调整土地提供一个框框;同时也限制了调整的幅度,增加了流动的困难。②劳动者与土地已结合了,但好象是只允许结合若干年的“临时夫妻”,没有领证,所以害怕政策变,满足而又不放心。

以上,大约是现状的简单概括。所以,政府、农民、专家都关心这下一步,要有个长远之计。

单从农民这一头想,提出了土地私有制是不奇怪的。顾及全局和土地私有制必然要包括变型在内,而提出国有永佃也有道理。由现状出发而认为应完善承包责任制同样有道理。共同点是都没有否定土地私有原型这一自耕农的模式。也许有人主张再回到集体农庄模式,只是公开说的不多,更不代表农民。

四、强化国管,种地人私用

(1) 国管:强化国家在土地方面的管理职能。这是比所有制更高层次的约束,比所有制的含义更广泛、更深刻。由土地私有制而推论出土地国有制是不必要的。

在自给时代,之所以由土地私有原型而派生出土地私有变型正是因为缺乏完整的国家管理职能。土地私有制在自发中演变,在自发中变型。是曲折的自流河而非精心设计、施工的人工运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征收田赋的借口,不外在肯定土地私有变型的基础上再加一个特级地主。某些治河工程和水利建设不是经常的和普遍的,如果看做是国家的职能,也只是极初步的和不全面的。

今天,国家的土地管理职能已经在起作用。土地集体所有,土地承包到户,都是国家管理职能的产物。就连15 年承包期也不是集体土地所有者讲的而是国家职能的体现。集体在接到国家的指令后才能有作为,实际是国家职能的最基层执行者。

西方的土地经营绿色证书制是国家职能的又一例证。土地国有也许亦指国家管理,或者在不断的阐述中越来越明确为国家管理。国土分配、整治、使用监督早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在土地问题上,国家的管理高于一切。

细读马克思的《论土地国有化》一文,其实不是指所有制的简单易主而同样是强调了国家管理。他说:“一旦土地的耕种是在国家的监督下并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由于个人任意经营而引起的农产品减少的现象,自然就不可能发生了。又说:“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就等于使社会仅仅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的支配。”(马恩选集) 所以也反对以集体所有代替私有。马克思是想通过国有化而达到强化国家对土地的管理,或者说,我们更应着眼于这一点。

当水因污染和不足成为问题时,当空气因污染成为问题时,当高层建筑因遮蔽光照成为问题时,国家应由职能上提出对策而不应因无所有权束缚自己的手足,土地问题更是如此。国家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是职能过度;而放弃了高层次的管理则是职能软弱和不足,必然使现代经济活动失去总体章法。

人类属于土地比起土地属于人类更接近真理,这不是传统经济学的语言,但可以成为现代经济学的语言。“人类不管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都是自然的孩子,而不是自然的主人。” “文明的人类几乎总是能够暂时成为他的环境的主人。他的主要苦恼来自误认为他的暂时统治是永久的。”这是舒马赫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引用生态学者的话。现代国家要把调节种地人的关系,农业土地与非农业土地的分配,人类与土地的关系当做自己的职能。这是经济学、国家学的进步,是人类的进步。

此时,土地依然是有限的,但总的社会环境变了,是国家强化经济管理的时代。土地正是因为有限性而只能在国管的约束下被使用。

(2) 私用: 以国管为约束而使土地私有原型明朗化和稳定化。由于强化约束,土地私有原型与私有变型的联系将被切断。耕者在不耕时仍然有田的引伸告一结束。

如某我们不能否定而是肯定了农业生产的农户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一种农户经营的具体形式,我们就得同时肯定以辛苦劳动为手段而给自己或给市场供给农产品的土地私有原型。辛苦种地有功,怎能反对,反对土地私有原型实际上是反对农民认真种地,岂不荒唐!我们发愁于农民不能认真种地、科学种地,而是面对土地徘徊,其粮源恰好是我们不放心农民。农民不愉快,我们也不愉快,但毛病不在农民那一面。

土地国有、土地集体所有的提出和实践都可视为人们在寻求否定土地私有变型的过程。如果由此而伤及了原型,可谓矫枉过正,不得不重新探索。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白的,原型不可伤,只能是在原型的环境上开拓新领域,这也是历史的结论。

可以回顾到奴隶时期。奴隶时期谈不到原型,所以农业的发展是困难的。“奴隶劳动虽表面上看来只需维持他们生活的费用,但彻底通盘计算起来,其代价是任何劳动中最高的。一个不能获得一点财产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关心。他的工作,够他维持生活就行了,你要从他身上多榨出一些来,那只有出于强迫,他自己决不会愿意的。”(亚当斯密)

因此,劳动者与土地结合了,奴隶终于成了租地的农民。但在原型之外开创了一个地主经济环境,这就是以变型为补充。所以真正的原型只能是部分自耕农。但总的环境不良,自耕农在苛捐、杂税及高利贷的包围中挣扎。

封建地主时代结束了。但表现在自耕农身上的原型特征依然保留在商品经济时代的农户农场身上。主要变化是市场新环境,是政府的保护及干预。

我们的社会主义特色只能表现在新的环境上,这就是在强化国家管理职能下,保护并约束原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可以是多层经营,但原型不可否定。否定原型,否定种地人与土地的结合,必然要失去商品经济的产权支撑点,商品经济将名存实亡,多层经营也失去了坚实的底部。所以历史的选择只能是依法从严管理土地,经营者按自己的愿望充分而合理使用土地。国境之内,土地国管;用地之民,安心种田。既明确产权,又严格管理。从而使土地只成为创造农业财富的自然条件而不是借此坐收地租的经济手段。

国管私用,是国管环境下的私用。环境不同,主体的表现是不同的,私用没有绝对的独立主义。环境是国管,原型只是私用;反之,原型仍然要蜕变而恢复历史上土地私有制。

土地的使用终止期由使用者自定。

第一,这是对农业经营者意志的尊重。既准务农,就该尊重,让其独立行事。现在的承包期15年之说,意在说明长期性和稳定性,但因为不是自定而是他定,农民得到的信息正好是缺乏稳定性。也许自定10年比他定15年更使农民放心。

第二,关系到经营产权和经营利益。土地一旦被耕种,就成了经营者的物资、技术、劳务的投入体。使用中的土地,是农业生态系统的有机部分,如同工业的厂房和机器。处于经营中的土地是经营者的财产。使用期即投入期,但收回期尚在预料中,因而产权的保护期要比使用期更长。要保护长效性的投入,就要使经营者能自己决定用地期限。

允许经营者对土地的终止使用并转让。长期使用与转让,均由经营者判断。

第一,有偿转让:因为投入后的土地与农民的财产无法分离,有偿来源于土地中的肥力、劳务、生长物。

有偿转让可以一次结清,也可以在数年内,但不能又变为无限期的收取地祖。地价曾被解释为是地租的转化物。但理论从来是为了解释事实,地租理论亦然。现在把土地产权的有偿转让分摊在数年内结清,地价是投入构成的产权价格。每年的有偿分摊额也可习惯称之为有限地租,即产权价格的按年分摊。这是一个地价与地租关系的新解释:地租由地价来,而地价由投入来。

第二,无偿转让:专指家庭成员或其他特定人的接管经营。这应与私有制的土地继承相区分。可考虑实行无分割转让,即只能由一子或一女接替经营。以便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使农场数目不再增加或划小。这一约束使私用与历史上的私有明显不同。

转让是经营者的选择,从国管看,也是调整土地利用的一个机会。总方向是田块的集中。相邻的经营者应首先考虑接受转让。

土地的经营和转让都只能在农业用地这个范围内。涉及农转非,权在国家。对于合理的农转非,应征收农地建设补贴,除了对经营者产权的补偿,应由管理机构集中使用,用于开发新的农用地和提高土地的生产力。

现在的农地转非农使用,由“集体”出面,征地费用多是全部分给农户。不正常的是农民在盼望着征地而不是种地。一年又一年,一块又一块,“占够庄基盖楼房,坐等一朝脱‘农袍’”。无土必然要“离乡”。农地减少没有相应措施,而被征土地的农民的消费资金在猛增。土地集体公有在征地谈判时变为土地集体私有。征用农用土地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还将继续下去,如果不能强化国管这一面,无论土地私有、集体所有,问题只能是更为严重。

由全局看,应成立农用地保护区,除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批准,不得它用。

由管理机构确定土地荒芜税或停止使用土地权,从长远看,要过渡到培训土地经营者和审查用地资格,并组织大面积的农地整治和土壤改良。国家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应把土地这个根基列为一个重要方面,并通过土地管理机构来落实。管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充足。

强化国家管理土地职能,正好成为提高土地生产率,合理使用土地,保证农业用地,正确分配国土资源,发展农村的一、二、三产业在组织、技术、政策贯彻方面的可靠保证。

五、国管私用的家庭农场规模

关于农民家庭农场的土地规模,似应先明确一下,农业的经营规模是双向的。在农业经营规模的坐标上,土地面积量是横轴,而投入量是纵轴。不可只把说明土地面积的横轴当成了农业经营规模,忘掉了衡量投入的纵轴,只要土地量,不要土地生产力。农业经营规模是指土地面积与投入量的统一。

按农业经营规模的双向推论:

最佳设想:经营土地面积与耕种能力的配合适度,投入量与当代的农业科学水平适度。

次佳设想A:经营土地面积与耕作能力比,显得不足,但投入量很充分,且农业技术措施得当。B:经营土地面积足而投入量偏低或农业技术措施尚不理想。

最差设想:土地面积不足,投入更不足,农业技术措施失当。

要附带说明的是,耕种能力和适度的投入量都是在变动中,这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在农业领域的具体表现。

从我国的总农地面积和总农业人口出发,我们的农场平均土地规模不可能很大,肯定是世界上的小农场国家。但不必因此失去信心。这既是缺点,也可视为特点。我们希望有大农场,但不能幻想。

列宁在研究了美国的农场后认为,土地面积大而投入不足的农场是小生产,而土地面积小但投入量足的农场是大生产。“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着土地大量减少同人造肥料费大量增加相联关的情况的,因此“小”生产(如果仍然按照惯例,根据土地面积把它看做小生产) 按其对于土地的投资来说原来是“大”生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所有正在以集约农业代替粗放农业的国家的典型现象。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的国家,忽视这个典型的、本质的、根本的农业特点,就会犯只按照土地面积的大小来判断问题的小农业崇拜者常犯的错误。” 列宁对农业经营规模的分析是给我们某些总觉得自己国家的农场小而人家的农场大从而成了国外农业规模崇拜者的一剂良药。

不考虑自然条件,只从经济发展看,农场土地面积的增加是农业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结果。此时,农场不得不因而大量使用机器,而发达的工业也不难提供机器。但农业发展的主流,依然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列宁称此为典型、本质、根本特点。因为农场规模大,必然是农场的数目在下降,总土地面积并不扩大。硬要抓农场的土地规模,必然是以牺牲某些农场的规模为代价,造成更多的所谓口粮田农户。人民公社的“三直一端”式大田,可谓“地平如镜”,大则大矣,而产量一般化甚或荒芜化,谈不上什么规模的自留地反而丰产化了。这一段历史尚未来得及详细讨论,但总该还在记忆中。任何形式的运动农民,只能使人心惶惶。

因此,我们要十分明确,必须、只能走小农场而是大生产、大经营的道路。也就是上述的次佳设想A。我们要把热点放在研究如何使农民在小农场上搞大生产,政策上如何鼓励和保护,工业如何支持,良种如何培育和推广,农业技术指导体系如何完善和加强,农民如何培训,农村教育如何改革,等等。按照理论数据和我们的实际水平,土地生产率的潜力还大得很,或者说单产还低得很。把热点移到潜力位置,才能发生引爆作用。

小农场也要求机械化,特别是农忙阶段。至于大面积的土地整治和水利建设,更是要求大型机械。只能使农业机器来适应农场小的特点,而不能由外国的大机械观察自己的小农场。还是各人穿各人的鞋吧!

农场土地规模小,难免出现综合经营和农民兼业化,正好可以发展养殖业,为土地提供有机肥料。半离土而不离乡总比不离土好,是农村经济繁荣的表现。关键在于高的产出和商品率。

总的土地面积和农业人口由全局上决定着农场的土地规模。但在相对地广人稀地区又必然存在着土地规模较大的农场。而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农业人口转移充分,二、三产业发达,也有可能按照最佳设想来考虑土地经营面积和保证投入,使之成为能大批量提供农产品的现代化农业企业。

由于整个经济水平的差异,农业经营规模的悬殊性是正常的。因此,加强农业经营规模的研究十分迫切。过去的“一大二公”及农场面积数十万亩,值得总结;而现在的家庭经营地块破碎,面积过小,也只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六、国管私用与农业合作

土地国管私用不妨碍农业合作,相反,由于一般土地经营规模小而应鼓励发展合作。农业合作的历史早于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发源于土地私有的西方农村。农业合作是西方农村的普遍经济现象。土地国有或土地集体所有既不等于农业合作也不能保证农民愿意合作。农业合作的前提是在市场面前农民要保护自己。在土地问题上使农民安心是发展农业合作的第一步。现在要使农民把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业合作与过去的归大堆式的农户合并区别开。农业合作在家庭经营之外而不是否定家庭经营。现在农民闻合作而变色是历史造成了误解,把国管私用与农业合作对立起来同样是误解。   《中国农村经济》1989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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