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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长江学者评审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研究》顾问。美国《现代管理》、《世界经济探索》编委、审稿专家。中央电视台特约嘉宾。陕西广播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曾出访新西兰、韩国、新加坡、荷兰、奥地利、越南、蒙古、台湾。提出了“精细密集农业”、“不在意资金”等新观点。出版专著2部,发表论文300余篇,被SSCI、CSSCI收录64篇,作报告1000余场,在中央电视台、陕西广播电视台做节目40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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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征兵:我导师魏正果教授代表作之三:论农业生产力的质与农业生产的经营形式  

2014-12-01 17:26:42|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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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业生产力的质与农业生产的经营形式

魏正果

王征兵:我导师魏正果教授代表作之三:论农业生产力的质与农业生产的经营形式 - 王征兵 - 王征兵博客

 王征兵:我导师魏正果教授代表作之三:论农业生产力的质与农业生产的经营形式 - 王征兵 - 王征兵博客

  

农业生产力的质,决定了农业宜于由农户经营。这种经营形式只有专业意义,通俗地说,只与农业本身的特点有关。农户经营的实质是要农户对生产的最终成果负责。但对农户经营做具体分析,则可发现,农户经营可以是封建主义的,也可以是资本主义的,在今天也完全可以是社会主义的。

一、农业生产力的质与农户经营

什么是农业的生产力,其质的特点是什么?概括说来就是具体的人工农业生态系统,相对于加工业而言,是涉及生态系统和自然产品。

发展农业的生产力,或者说农业的进步,实质上就是不断改进人工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提高其效率。

农业产品首先是一个自然产品。诸如根茎叶花果,乳蛋肉皮毛,这些生物物质,不仅是生态系统的产品,同时本身就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甚至于是主要的部分。对于这些生物物质的形成,人类既无必要去“拔苗助长”,更无法“越俎代庖”。人类是从事“照料”性的劳动,是从事“开发自动起作用的自然力”。照料得当,自然力会自动起作用,向人类慷慨献宝。

起照料作用的“耕耘”,包括了由种到收的一系列农事活动,有着密切的连续性,要看天看地,灵活掌握。这同人类照料自己的小孩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所以有人把教师、保育员比喻为园丁;反过来说,包括园丁在内的农业劳动者,确实同教师、保育员有相似之处:都是以有生命的物为对象,进行各自的定向培养。

这一特点决定了农业劳动者要成为农事活动全过程的“行家”、“把式”。所谓:“犁地、摇耧、摞麦秸,扬场会用左右铣”。要求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不是一个八级车工似的只会耕,或者只会种的人物。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研究分工问题的专家。他对当时工场手工业的分工问题做了杰出的分析。但他在农业生产的分工问题上碰到了困难。他说:“纺工和织工,几乎都是分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人兼做。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在亚当·斯密的心目中,分工就是效率,分工就是进步。事实上,分工只是工业进步的开始,在分工的基础上,工场手工业向现代化大工厂发展。他对农业不能分工的悲观也是杞人忧天。但他看出了农业不能照搬工业的办法,指出了此路不通,则是非常高明的。

其实,人类已经找到了农业的经营形式,这就是农户经营。人类找到农户经营这个形式,并把它当作一种主要的经营形式,是由实物地租的出现开始的。

马克思认为,实物地租的出现,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从此,农户“在实际由他自己占有的生产场所之内,即他自己所利用的土地之内进行生产”,“他已经是由他自己负责来进行这种剩余劳动了”,“直接生产者对于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应当如何利用的问题,已经或多或少有权可以自由支配,虽然这个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原来几乎是剩余劳动部分的全部)现在和以前一样还是要无代价地属于土地的所有者”。但不同的是,有可能使部分剩余劳动时间用来为自己生产,其产品“归他自己所有”。尽管有剥削,但只要精心照料,归自己的产品就可能增加;而地主的所得并不低于从前。所以,把经营权交给农户,农民有了积极性,地主阶级能接受,劳役地租被实物地租代替了。

《创业史》虽是小说,但梁生宝租到稻田后的拼命精神,由实物地租或者说由农户经营的角度来看,有典型意义,代表了一般农民的心情。“小伙子和老汉拼命干了一年,在最紧忙的夏天,生宝从地里回来,要蹲在铺着被儿的炕上吃饭,要不然吃饭中间一瞌睡,碗就掉在地上打碎了。”这样卖命为了什么?为了在地租是既定的前提下,能增加归自己的产品。

尽管地主的土地很多,所谓“田连阡陌”,但总是交给众多的农户分别经营。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农户经营互为表里。“所以地主制经济的具体经营方式,是小农经济”(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这里方圆三十里,却唤作祝家庄。”“庄前庄后,有五七百户人家,都是佃户”(《水浒传》第46)。一家地主的土地,交给五七百户去经营。五七百户之间,没有分工关系,众多农户,是一个类型。一块土地,一户农民,另一块土地,另一户农民,如此类推。按马克思的说法,“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都只与地主发生经济关系。

地主直接经营也是存在的,但不是主流。由我国清代关中经营地主扬一臣的《农言著实》一书来看,最大的问题是雇工责任不清,主人监督之职非常繁重。如“不得听伙计(关中方言,指雇工)说话,将就了事。”“此事要主人翁每日留心。”“每晚在地里走上两三回,看伙计们睡着没睡着。”雇工们的积极性远不如梁生宝,而地主本人也实在够“辛苦”的,晚上难睡安稳觉,哪能象祝朝奉经营权交出去,一门心思搞武装。

再者,《农言著实》一书也是按月论述农业劳动。强调的是全过程而不是分工。雇工之间的分工不是主要的,而熟悉全过程是主要的。

工业就不同了,我国古代工业已走了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道路。“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盐铁论·复古》)。 因为不“聚众”就无法分工,就不能从事盐铁业生产。再如车的制造:“《考工记》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车有六等之数。’就是将车的制造分为六种不同的部分劳动,在车这个生产物达到最后的序列之前,要通过六种不同的独立手工业的劳动者之手,车是这六种不同劳动的总生产物。这还是指造车本身而言,车到最后完成,还必须再加上装饰工、油漆工、采画工、马具工、绳带工等等,所以说:‘今之为车者,数官而后成’”(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

所以中国古代有“百工”之说而无“百农”之说。

自工场手工业以来,资本主义工业由于分工的要求,千人厂、万人厂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事。

近代工业采取工厂的形式,是为了满足以下两个方面的分工要求:

第一,组合分工。一辆车要分解为发动机、车身、车轮等部分来生产,发动机、车身、车轮还要再分,直到单个零部件。最后由许多车间的产品来组合成一辆车。

第二,流水分工。零部件还得像流水一样通过功能不同的铸、车铣、磨车间。

可见,没有相当的设备空间及劳动者人数,是不行的。现代工厂就纷纷这样建立起来了。由本质上说,“工厂的躯体是机器体系组织”(《资本论》第1卷,第448)。在“工厂,起统治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互相连续”。(同上书,404) 所以众多的机器在数量及功率上要按一定比例结构来布局,以保证合节拍地均衡生产。机器虽多,不是堆积,是一个有紧密配合的系统。这个系统,传统的手工业户无法容纳。劳动者被资本集中了。早在马克思时代,“宽宏大度的蒸汽力,在自己周围,招集着无数臣下”。(同上书,449)

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工厂这种形式“使惊人增大的产品,在更短的时间内产生出来”。(同上书,449) 工厂的出现,是工业生产本身特点所决定的。只有这种经营形式,才能发展工业生产力。

再看农业,无法把植物分解为根茎叶花果,把动物分解为头身蹄内脏,交给不同部门分别生产,最后组合。流水分工方面,除了配种、幼畜、成品畜之间,种子供应及秧苗供应与种植之间外,从主流看,也是有困难的。役畜吃“派饭”,似流水分工,但后果是严重的。把耕、种、锄、收诸作业进行流水分工,性质同吃“派饭”一样。只不过植物的生命力强,而减产不会像牲畜死亡那样引人注目罢了。

即使是现代化农业,使用了大量机器,还是不能象工业那样成为一个“机器体系组织”。而依然是一个生态系统组织。农业生产力质的特点依然如故。成套的机器设备,只能是生态系统的环境因素,不会是主体。机器的使用依然同手工劳动时一样,起照顾作用。平时放库房,按农事季节轮流上场。仍然要求劳动者是全把式,并且要求更高了,要懂得多种农业科学技术,要会使用多种现代农具。

工业生产的分工制,不会妨碍对劳动者的劳动消耗的数量及质量的监督性检验。零部件是可计数的,可检验的。流水工序的加工要求同样是可计量可检验的。产品虽是共同的,但劳动消耗是可分别计算的。这一点,不论是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还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来说,都是不能含糊的。所以分工制在工业生产中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农业生产中,情况显然不同了。产品在最终,是整个照料过程的结晶。硬要使成为“共同的产品”,无异于把一条一条的绳子弄成一团乱麻,再也解不开了。

关于这一点,《资本论》中有非常可贵的论述。马克思说,“在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式,而不是当作独立生产者的孤立的劳动出现的地方,到处都必然会有监督和指挥的劳动发生。”但是对农业生产,马克思引用了别人的话:对自耕的土地所有者,“监督劳动可以完全省去”。问题的根本在于农业中的监督是困难的,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过渡;地主土地所有制可以不变,但“自耕农的经营形式”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耕种者自己会对劳动的结果负责,所以监督、检验的麻烦就可省去了。

作为劳动对象,学生能够清楚说出哪位教师是负责任的,幼儿就差了一些。可惜植物不会讲话,而牛、羊、鸡、猪只能是“有苦难言”。可见在农业中照搬工业的分工制,即使是真有必要,也存在着实际的困难。如果因分工带来的利益,在量上抵不住由此而带来的损失,又何苦呢?

用“传统家庭观念强”来解释农户经营的生命力是欠妥的。手工业户的传统观念同样是强的。当作何解释呢?马克思主义要把经济事实放在首位,家庭观念只能从属于经济事实。

农业的农户经营,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经营。家庭成员,基本经济利益一致,能够做到对农事活动的全过程共同负责,对经营的最终成果共同负责。这是农户经营的实质,如果农户成员无法做到这一点,则必然发生农户的分裂、解体,出现新农户。

因此,农户经营的最确切表述应为:农业经营最终成果的家庭责任制。这一点,是由农业生产力的质的特点决定的。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大家公认的经济规律。生产力应有质的规定,看来不应成为问题。因为质的规定对一切事物都是适用的,更何况生产力这样复杂的物质形式。农业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之间,自然应有质的区别。农业生产力是以人工农业生态系统的形式存在的,与工业生产力的质的区别是明显的。农业生产力的质决定了不同社会性质的农业在经营形式上有共性:封建主义农业、资本主义农业还是社会主义农业,总之是农业,其经营形势必然有农业的共性。这一点也如同生产关系的质所决定的共性那样: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总之是社会主义的产业,在经营形式上必然也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共性。

任何一种具体经营形式,必然是处于坐标的横轴及纵轴所共同确定的一点上。它既要反映生产力的质,又要反映生产关系的质。可见,经营形式身兼二任:既是生产力的表现,又是生产关系的表现。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规律是通过具体的经营形式起作用的。

能不能说,我们过去对生产关系的质是相当重视的,但对生产力的质则有所忽视呢?只有一个轴的依据,要寻求坐标上的相交点是不可能的。

二、农户经营的性质在演变

在亚当·斯密的心目中,农业不能象工业那样分工,所以农业“跟不上工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一点,亚当·斯密说错了。农业的进步,不能照搬工业并非无路可走。农业的进步,是走农户经营集约化的道路。农业不必搬用工业的一套,正如工业不必搬用农业的一套是一样的。

亚当·斯密以后的历史证明了,工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农业的进步就会变得十分明白。“农业的劳动生产力”不是“跟不上工业”,而是超过了工业,起码是与工业并驾齐驱。土地生产率在增长,农业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在增长。被照料的生态系统更为有效,所照料的空间更为扩大。

在马克思的世纪,由于工业水平的限制,由于农业机械水平的限制,农忙季节还是需要协作的。这正是农户经营的短处,“所以美国西部每年要损失大量谷物,而在英国统治已经把旧公社制度破坏的东印度地方,也每年有大量棉花糟蹋掉”(《资本论》第1)。现在,随着联合收割机及摘棉机的出现,宜于使用机械的品种的出现,问题就解决了。农户经营的短处在许多地方消失了。

所以,把农户经营归之于生产力水平低是值得怀疑的;相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更能显出农户经营的长处。

事实本身是最有力的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走工厂经营的道路,而农业走了农户经营的道路。

法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瑟夫·克拉兹曼认为,“法国农业基本上是以家庭劳动为主的。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包括美国在内,情况也都是如此。”近20年来,农户经营没有妨碍法国农业的大步前进。

美国在1930年,农户平均拥有土地953亩,劳动力1.98人。到了1980年,农户平均拥有土地2574亩,但劳动力反而下降为1.5人。可见农户经营并未影响耕种能力的增强。当然,这是工业发展的结果,是农业机械进步的结果。

“机器使美国农民耕种的地面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拓荒者开辟平坦大原野以后的时期。”“农民为了生产最大的利润和为自己谋生活,将利用可能利用的最大土地面积来取得那笔收益。”这是美国经济学家伊利在20年代说的。当时,“面积超过1000英亩的大农场在美国只有百分之一,而所有农场的平均面积只是148.2英亩。” 1英亩约折6亩。148.2英亩折889亩,同上述30年代户均经营土地面积953亩数字接近。

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今天的情况又有了不同。当代美国人韩丁说:“现在一般农户都经营600英亩以上的农场,因为使用机器,完全可能。如果用一百马力以上的大拖拉机,再配些中小农具,则可种到1000英亩以上。面积小了,不合算。”基本精神同伊利一致,但种1000英亩已不难了。

难得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上个世纪前期英国农户的规模。“要不是某地的租地农民太穷,一个租地农场就不应在70英亩以下,必须有这个面积,一个租地农民才养得起两匹或三匹马。” 70英亩在今天就不足挂齿了。

由于农户经营的能力增强了,所以出现了一个农户承租多家土地的情况。出租土地的并非都是一般理解的地主。有相当多的农户,劳动力转移向非农业生产部门,而把土地出租。这类人,只能算是兼营的小的土地出租者。

从经营规模看,相对来说,封建社会:大地主,农户经营小农场。资本主义社会:地主和小的土地出租者,农户经营大农场。

与此同时,农户经营向专业化发展。“按照专业化的性质,英国农场分为六种类型。这六种类型是:乳业农场、畜牧农场、猪禽农场、作物农场、园艺农场和混合农场”(于维霈:《英国农业》,第99)。

从经营性质看,可以说,封建社会:农户经营自然经济小农场。资本主义社会:农户经营商品经济大农场。由于生产专业化,一般商品率高达80%100%

农户经营的能力增强了,商品化程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但农户的数字下降了。某些农户,由于诸种原因,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了。从而为留下来的农户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创造了条件。所以,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的扩大,只能是经营能力增强的结果,或者说是农户减少的结果。由根本上说:在农业内部,是集约化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在农业外部,是工业及为农业服务的诸部门水平提高的结果。可见,农场土地面积的扩大,农场规模的扩大,不能走农户合并的道路,要走农户减少的道路,要发展工业及其他为农业服务的事业。

在农户经营能力增强及农户经营专业化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生产社会化。如果没有大量非农业劳动者为农户制造各种农业生产资料,提供多种服务,进行农产品加工及各种运输、流通活动,农户本身的存在都成问题,更何谈经营能力呢。封建社会已经存在这个问题。“工不出则农用乏”,“农用乏则谷不殖。”(《盐铁论·本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正是由于这一点,农户的经营能力才得以不断增强。

综上所述,发展过程表明:一、农户减少,农业人口转移;二、留下的农户因机械化而耕种能力增强,经营土地面积扩大;三、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而对农产品的商品量的需求增加,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有了新的客观要求;四、非农业人口中的劳动者有相当部分为农业提供新的供应和服务,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可能继续提高。概括说,整个社会化水平在提高。以上四点,相互联系,本应做到同步进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过程是自发的,难免引起不同程度的脱节、错位,甚或相当严重的震动。

可见,农户的经营能力,反映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及科学技术的水平。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户谈农户,是谈不出什么所以然的。

可见,工业的工厂经营既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又是工厂内部分工的结果;而农业的农户经营,则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直接表现为农户之间的分工:农业商品化,农户专业化。

在封建社会,与农户经营并存的是地主经营,但农户经营是主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与农户经营并存的是工业式的、公司式的大农场,但又是以农户经营为主流。“诚然,有些大农场和牧场,就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而论,是接近于工业机构的,但它们为数很少并在许多情况下都不是获利的事业。许多有钱人买下了大片土地,建起了富丽堂皇的房子并以优良的机器和纯种的家畜把它们装备起来。但这些常是‘搞着玩的农场’。它们是不能够靠收入来维持的。维持它们的钱是从旁的产业中赚来的”。难怪,“那些‘发大财的大农场’已被分割了,而代替它们的,多半是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场。”(伊利:《土地经济学原理》,第100109)。 看来,抛弃农户经营,照搬工业,确实不大容易。据说今天还有此类大农场,但比例依然很低。

地主把经营权交给了农户,但地主经济的性质,封建社会的性质都不变。这可由地租、中间商人及高利贷的盘剥、人身依附及苛捐杂税等方面说明。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营权还是在农户手中,但农户经营演变为资本主义性质了。

在美国,“按照合同收买产品的工厂或推销商,对农场主或牧场主的生产过程实行严格控制。比如用哪一类种子、肥料或饲养哪一类品种的公鸡、母鸡,用什么饲料,以及生产或饲养过程中的操作方式,都由有关工厂或推销商决定,农牧场主只是遵命行事,到时交货。”或是由“有关工厂或推销商提供种子、肥料或者小鸡、饲料,农牧场主只限于出土地、设备、提供劳动力,交货时收取相应的费用。”“几千个养鸡场专门为垄断全国烤鸡经营的几十家大公司喂鸡。公司向这些养鸡场提供小鸡和饲料,并对喂鸡过程进行监督,等鸡喂大后,付出一定费用,把鸡收回”(张海涛:《美国走马观花记》,第198)。

在英国,情况相同。“农场主接受公司提供的生产资料和贷款,农场的产品全部出售给公司,农场生产计划和经营管理都受公司监督,农场实际上是公司的一个车间。”双方之间,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合同规定的条件是由经济上比较强大的一方(工业和贸易公司)决定的,面对力图保证自己产品销路的农场主来说出,除了接受这些条件之外别无他路”。(《英国农业》,第172173)。

美国丹·摩根在《粮食巨人》中的论述则更为明白:“公司不生产自己经销的粮食没有什么坏处。相反,农民负担了跌价和恶劣气候的风险,承受政府在农产品价格方面不利的政策影响,而粮食公司则摆脱了生产过程中的忧虑,不管价格如何浮动,总能获取利润。”(同上书,第5)

作为一种对抗,农户自己组织起各色供销合作、运销合作方面的组织。但在资本主义的寒流中,几点篝火难以升高气温。真正做到互助合作的,怕是凤毛麟角吧!

可见,农户还是遭受到剥削,只不过剥削者由地主变为资本家了,剥削的方法也更隐蔽了。
    
斯大林在30年代批判“小农经济稳固论”时指出,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反对大经济优越于小经济的原理,认为“这个原理只在工业中有效,而在农业中是不适用的”。他们认为,“小农吃得苦,耐得劳,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甘愿忍受任何困苦;因此,小农经济在和农业中的大经济作斗争的时候就表现出稳固性。”问题的实质不在农户经营的规模大小上。但这种理论觉察到了农业有特点,不能搬用工业的办法,这一点是有益的。粗暴对待学术问题,阻碍了讨论的继续。这是经济学说史上的教训。

三、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变为我国公有经济内的车间组织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组织是寒流中的篝火,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成了普照的阳光了。这一点是列宁发现的。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我们曾经向以商人资格出现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贸易的原则让了步;合作制的巨大意义也正是从此产生出来(这与人们所想的恰恰相反)。”这一点当时是不大好理解的,难怪与人们所想相反。但在今天,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农户的控制更明朗,有了与列宁想法相反的实践,就好懂了。既然在农户经营之外能使农户经营资本主义化,为什么就不能在农户经营之外使之社会主义化呢?本来,控制与支持,制约与促进,只是某种力量的不同方向起作用。资本主义能在农户经营之外来控制和剥削农民,社会主义就能在农户经营之外来支持和监督农民。列宁认为,“幻想出种种劳动联合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情,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而使一切小农都能参加此种建设,又是另一回事情。”列宁在文中提出了由农户经营之外入手的办法,这个办法小农能参加。同时批评了幻想消灭小农的“劳动联合”,这是指当时已经出现了的“大锅饭”的“农业公社”及把农户合并在一起的“农业劳动组合”。列宁想的与人们恰恰相反;而人们想的也真与列宁恰恰相反。列宁的想法被人们忽视了。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学习列宁的论述,把农户变为公有经济内的相对独立的“车间组织”。公有经济的壮大,应该是纳入公有经济体系的农户数的增加,即“车间”的增加;而公有经济的提高,应该是农户经营能力的提高及专业化,并相应使农户数下降。

这些被减去的农户。可以在公有经济内部转向非农业生产,诸如农产品加工等等。同时,国家和各种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组织都要在供应、销售、服务及信贷等方面对农户的经营活动予以支持和监督。这一点,是把农户经营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决定农户经营性质的主要条件。应当承认,在50年代,这种条件是极初步的。就是在今天,也很难说这个条件已经十分充分。所以对当时的互助合作运动要同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研究。今天重提列宁的想法,研究农户经营问题,既是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有条件了。

条件具备了,就不应该怕农户经营这个形式。既然工厂这个经营形式可以是资本主义性质,也可以是社会主义性质,那农户经营为什么不能是社会主义性质呢?在阶级社会,劳动者可有经营权,在今天,劳动者既有经营权,又不受阶级剥削,只能是生产积极性更高。问题是要把他们纳入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

解放前,小说人物梁生宝尽管拼命干,但结果:“交过地租还过肥料欠债(一斗大米还一斗四升),剩下的被下堡村大庙里头的保公所打发保丁来装走了。”(柳青:《创业史》第1卷,第16)。生产的积极性当然被摧残了,农业生产当然难以发展。

现在,小说人物梁生宝的原型。长安县黄甫村农民王家斌才真正开始富裕了。“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苦干一年,就翻了身,全家八口人,人均口粮800(1981年吃大锅饭,人均只有200),这是自合作化以来,他家收粮最多的一年,养鸡、养猪副业收入近千元。已经还了几百元的欠款。”同是农户经营,梁生宝的农户经营是封建性质,难逃剥削;而王家斌的农户经营是社会主义性质,不存在剥削,性质不同,结果自然不同。只可惜社会主义的农户经营是由吃大锅饭中吃出来的,其诞生、成长之曲折,非一笔可述。可喜的是,找到门径,一年就能见效果。

可见,农户经营不等于封建主义,也不等于资本主义。不要看见瓶子就认为装的一定是酒,而看见口袋就认为装的一定是米。不过好酒、坏酒都得装在瓶里,筐子是不能装酒的。

由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水平及科学技术普及水平的限制,农户经营的短处一般说来在当前还是存在的。农户经营的能力有限,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不会很快就能扩大,因此,该协作的地方还得协作。“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51)。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兴修水利等方面,协作的力量不可否认。因此,决不可又走另一极端,把一切都推给农户。

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当然包括国营农场在内。在国营农场,同样应把对最终劳动成果的责任制落到实处:建立各种形式的职工责任分明的车间组织。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生产由分工制的工厂经营向摇控自动化方向发展,劳动者的人数趋于减少,但肯定不会再回到像手工业作坊那样由户经营。农业生产也可能在工艺上由农场性质向工厂性质发展,从而农户经营难以适应。此时,农户经营的作用就到了极度了,就应该像手工业户那样变为历史陈迹。但这对我国来说,或许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情。

总之,不会有永不变化的固定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5)。农户经营就是这种具体形式:农业生产力的质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质,都反映出来了。

现在,我国人民所创造的农业合作经济分户承包责任制,虽然是几经挫折的产物,教训很深,但终于在党中央的支持下,推向全国。所以在自觉实践方面,我们依然是领先的;相应,理论探讨的任务就显得更紧迫了。

 

      本文被编入《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的新发展》一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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