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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征兵博客

拥有一世的良知 探索一生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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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长江学者评审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研究》顾问。美国《现代管理》、《世界经济探索》编委、审稿专家。中央电视台特约嘉宾。陕西广播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曾出访新西兰、韩国、新加坡、荷兰、奥地利、越南、蒙古、台湾。提出了“精细密集农业”、“不在意资金”等新观点。出版专著2部,发表论文300余篇,被SSCI、CSSCI收录64篇,作报告1000余场,在中央电视台、陕西广播电视台做节目40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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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帅 王征兵: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及成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  

2014-10-08 09:41:35|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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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及成因分析

高帅 王征兵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粮食生产顺利实现了九连增,国家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及进出口调度有序,宏观粮食供求趋于紧平衡状态。在宏观粮食安全形势尚可形势下,依然存在粮食安全隐患的贫困地区和脆弱人群。在金融体系市场化运作机制下,资本逐渐从周期长、效益低、规模小的农业领域流向流动性强、利润和规模化程度较高的非农部门和城市地区;农业从业人员质量和数量逐步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吸引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出,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从2001年的50%下降到2010年的36.7%;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农村耕地连年大量征用,“占补平衡”也只是土地资源质量下降的幌子。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加速流出使得农村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极度缺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改善民生效应有限,贫困落后地区长期被经济增长社会福利效应排斥在外(张车伟 2011)。近十年,不可否认的是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发生率由 2000年的10.2%下降至2010年的2.8%,但贫困发生率呈现强烈的分布特征,中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近三分之二(65.1%)的农村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地区。如果说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是中国威胁论,颇具争议,那么“谁来养活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现实问题。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用于最基本生活需求的食物消费支出在日常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一方面反映了恩格尔系数改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很可能存在“逆恩格尔系数”现象,贫困地区农村人口食品消费比例下降可能意味着基本营养需求、健康需要得不到满足,面临营养不良、生活水平下降的困扰(徐德徽等,1997)。受地理条件、气候和要素条件限制,贫困地区农村人口主要食物是粮食和蔬菜,禽肉蛋奶水产品等消费量相对较少,作为最基本的消费,粮食消费与粮食安全一脉相承,作为最重要的人口要素,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和温饱问题亟待解决,粮食消费不足直接威胁到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生存与发展,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与国家战略安全。粮食消费不足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观膳食科学选择,还是客观条件限制下不得已的被动与无奈?因此,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及成因进行探究,综合考虑年际动态变化因素,对识别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不安全人口、关注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巩固和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Hall1978)认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消费是“随机游走”的,即没有新信息,下一期消费支出的最优预测值就是当期消费支出,消费者对未来预期会影响当期而不是未来消费。Duesenberry1949)认为消费行为不仅受到现期收入的影响,也受到自己以往消费水平以及周围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存在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阿马蒂亚×森(2001)认为在世界各地粮食供给呈现不断增长情况下,饥荒时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内部粮食分配出现问题,个人未能充分享受食物获取权力。 崔海燕和范纪珍(2011认为农村人口消费表现出显著的内部习惯养成,消费存在着棘轮效应;城镇人口消费行为对农村人口具有示范效应。李培林和张翼(2000)认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具有一定层次性:低消费阶层边际消费能力较大,但受收入水平、家庭脆弱性等条件所限,消费欲望往往得到抑制;中等消费阶层消费需求实现主要受预防性和储蓄心理影响;高消费阶层边际消费弹性较小,往往注重生产和经营性投资。宁一非(2008)认为农民消费后顾心理和储蓄倾向强烈,攀比心理和从众行为突出,对非理性消费的损害认识不足。马树才和刘兆博(2006)认为农民消费日趋理性化,风险预期和趋利避害意识都在增强,所谓农民“非理性”行为实际上是理性农民在制度约束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所做出的合理选择。朱晶(2003)认为在农产品自由流通情况下,贫困缺粮地区农民不一定要自己生产粮食,购买力增加是最好的粮食安全保障。

已有研究对消费跨期变动研究、特别是在贫困地区背景下探究较少,粮食消费不足是粮食不安全的直观反映,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是国家粮食安全体系的短板,听之任之将严重威胁穷人的生计和发展,由此衍生一袭列的社会问题;及时有效地根除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不安全问题可以改善其微环境,有利于扶贫等问题的解决,为培育未来人口发展能力和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奠定基础。,同时采用收入指标和消费指标有助于贫困研究李实和Knight 2002。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在贫困地区背景下分析农村人口粮食消费及成因、检验传统消费理论在贫困地区背景下的适用性,探讨粮食生产能力、粮食获取能力、粮食供给水平、消费心理、粮食消费惯性等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中贫困地区是指1994年国务院根据人均收入低于400元的贫困标准确立的59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尽管贫困标准和部分名单有所调整,样本期内贫困县基本保持不变。粮食消费指贫困地区农村人口消费的原粮数量包括利用原粮加工成的食品如挂面、年糕等,不包括粮食加工制成品如豆油、豆腐、粉条、酒等,粮食消费用于满足农村人口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粮食安全保障分为低层次“量”的满足和高层次“质”的提升,两者区别是粮食消费数量达标是粮食安全保障的最基本要求;粮食消费营养卫生、达到健康所需标准是粮食安全保障的高级形式。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来说,首先要确保实现粮食“量”安全,力图向粮食“质”安全目标稳步迈进。

(一)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状况

2002~2010年全国与贫困地区农村人口食物消费量的比较来看,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各类食物消费量远远不足,主要食物是粮食和蔬菜,粮食消费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1.3公斤(九年平均,下同),蔬菜消费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5公斤,禽肉蛋奶水产品等消费量更是不足(详见表1)。

1 全国与贫困地区农村人口人均食物消费量比较    (单位:公斤)略

2 全国与贫困地区农村人口人均粮食消费量比较    (单位:公斤)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全国

237.89

216.76

210.98

206.23

201.9

195.89

195.36

重点县

230.98

209.44

208.76

195.36

190.11

189.07

190.17

西部11省重点县

224.45

199.66

207.21

196.14

193.4

184.95

187.84

中东部10省重点县

238.15

220.19

210.47

194.5

186.5

193.6

192.7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粮食消费受、粮食生产能力、粮食获取能力、粮食供给水平、消费心理、粮食消费惯性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本文拟从以下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进行分析:

一是粮食生产能力,粮食生产能力是粮食持续供给的保障。

拟选取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年末拥有主要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元/户,生产性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年限在两年以上,单位价值高于50元,在使用过程中能够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主要包括各种大中型农业机械、机器、设备、厂房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农民生产水平)进行分析。粮食生产能力是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环节,预期对粮食消费起正向刺激作用。

假说1:预期粮食生产能力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量产生正向影响。

二是粮食获取能力,收入是粮食获取能力的具体体现,是决定粮食消费水平的最主要因素。

拟采用贫困地区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来分析其对粮食消费的影响。农村人口收入提高、购买力增强,可通过市场买卖或交换等方式获取粮食,进而改善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如果粮食消费量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表明贫困地区人口未实现低层次粮食数量安全;若粮食消费量随收入增加而减少,则表明粮食消费量能够满足基本消费需要,开始实现粮食“质”安全,不断增加肉蛋奶水产品类消费,逐步实现食物消费结构升级。

假说2:预期粮食获取能力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量产生正向影响。

三是粮食供给水平

拟选取粮食产量进行分析,并与肉类产量对粮食消费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预期粮食产量对粮食消费产生正向影响,肉类产量的增加将产生适度替代效应,从一定程度上减少粮食消费量。区域内粮食供需平衡、流通顺畅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

假说3:预期粮食供给水平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粮食消费量。

四是消费心理,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贫困地区农村人口消费层次、消费偏好和消费习惯差异较大,拟采用家庭生产性消费(家庭经营支出)与生活性消费支出的比值、食品消费支出来分析。农村人口生产和生活性消费结构反映其家庭生产、消费观念和心理,可能会对粮食消费产生一定影响。生产支出反映农村人口再生产意愿,生活支出中食物、衣着支出是可节省支出,医疗、教育多数情况下属于必要支出,在可比价格下,如果食品消费支出增大,粮食消费量却没有随之增加,很可能意味着农户家庭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倾向于消费对粮食有替代作用的高价食物。

假说4:如果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生产意愿强烈,则生产/生活支出比例对粮食消费产生正向影响;若贫困地区农村人口改善生活意愿强烈,则食物消费支出增加后,粮食消费量减少,高营养附加类食物消费量增加。

五是粮食消费惯性

消费惯性可能解释消费不足,即使收入大幅增长,消费者仍按惯有方式消费。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来说,与外界沟通与交流相对较少,其消费受到流动性约束、地缘特征、风俗习惯差异等影响表现出一定局限性和特殊性。

假说5:预期粮食消费惯性将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量产生显著影响。

三、模型、方法与数据

(一)模型

1.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借鉴Gourinchas and Parker2002),何平等(2010)对收入、储蓄、消费的分析方法,建立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及成因分析模型:

 其中Fit为中国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第t 期粮食消费量,方程(1)右边自变量分别为固定资产投资原值(invest),人均纯收入(income),粮食产量(grain),肉类产量(meat),生产性消费/生活性消费(expratio),食品支出(exp),之前各期粮食消费量Fit-1 Ziα为各个家庭特有的影响家庭粮食消费的不可观察因素,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εit为随机干扰项。除家庭经营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例和生产性支出与生活性支出之比外,其他变量取对数形式。

(二)估计方法

考虑到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动态连续性特征,并试图分析粮食消费惯性等对粮食消费的影响,同时克服内生性所引起的偏差,本文拟采用Arellano and Bond 1995)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进行分析,其优点是:(1)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可能具有一定的惯性,在回归控制变量中加入因变量滞后项来表征粮食消费惯性,并且收入波动可能会平滑其消费,动态面板模型能够较好识别这种惰性。(2)粮食消费与收入、食品支出等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如果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系统GMM能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从而得到更加可靠的回归结果。(3)系统GMM模型能够解决不可观测变量(如省际文化、风俗、资源差异等)与解释变量相关问题。(4)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GMM) (Arellano and Bover1995Blundell and Bond1998) 利用了比一步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GMM) 更多信息,估计结果更有效,但这种有效性有一个前提,即系统 GMM 估计较差分 GMM 估计所新增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其中,动态面板 GMM 估计方法Loayza et al.Loayza et al , 2000 ; Schrooten and Stephan, 2005; Horioka and Wan2006)可以分为一步和两步 GMM 估计。由于两步估计的标准差存在向下偏倚,这种偏倚经过 Windmeijer2005)调整后会减小,但会导致两步 GMM 估计量近似渐进分布不可靠,所以在经验应用中通常使用一步 GMM (one-step GMM) 估计量(Bond2002)。由于检验附加工具变量有效性的萨甘(Sargan) 统计量对应 p 值为 0.133,说明一步系统GMM 估计更好。因此,选择一步系统 GMM 估计方法。考虑到存在截面相关,采用稳健Robust估计。

(三)数据

    由于2000-20022010年后统计口径不一致,本文用选取《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3 年至2009 年(20022008年数据)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21个省(自治区)贫困监测重点县人均粮食消费量、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人均纯收入、粮食和肉类产量、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之比、食品支出等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理论分析对象是家庭层面,而使用的实际数据是各省平均数据,宏观数据会造成关于家庭异质性信息损失,进而可能使得实证结果存在一定偏差。由于微观层面数据的不可得性,本文不得不采用该数据,为尽可能弥补这一不足,尽可能选取较长时间跨度,并界定贫困监测重点县数据(何平等,2010)。通过各年度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后,得到2002年到2008 年各省贫困监测重点县实际年度数据,表3是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定义和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粮食消费量

201.984

24.870

147.5

256.5

固定资产投资原值

4269.911

1973.644

1659.06

10064.6

粮食总产量

448.603

293.908

19.4

1492.5

肉类总产量

66.095

47.374

3.8

199.2

生产性消费/生活性消费

0.442

0.205

0.209

1.207

食品支出

757.451

145.374

477.2

1224.6

人均纯收入

1678.127

381.003

886.1

2903.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检验

基于上述分析,利用STATA11.0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模型进行估计,表4列出了动态面板 GMM 估计结果,模型整体显著性的 Wald检验p值为0,表明模型整体非常显著,检验残差自相关的AR (1) AR (2) P 值分别是0.027 0.340,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表明差分后残差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性,估计结果可断定原模型误差项无序列相关性。检验工具联合有效性的Sargan统计量p 值为0.209,证明选取工具及滞后阶数是合适的,认为GMM估计量具有一致性。内生变量系数估计值为0.328,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的确具有延续性和动态性,也证明采用系统GMM进行实证分析的合理性。

4 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系统广义矩估计(GMM)结果

变量名

含义

系数

标准误(稳健)

logl_grain_key

滞后一期粮食消费量

0.328*

0.171

loginvest

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0.313***

0.128

logprod_grain

粮食总产量

0.227***

0.096

logprod_meat

肉类总产量

-0.180***

0.079

prod_consump

生产性消费/生活性消费

-0.924**

0.430

logfood_exp

食品支出

0.566**

0.320

logincome2

人均纯收入平方

-0.332**

0.162

Constant

常数

1.916

1.355

AR(1)

一阶自相关检验

0.027

 

AR(2)

二阶自相关检验

0.340

 

Sargan test

萨甘检验

0.209

 

观察数

 

125

 

截面数

 

7

 

 注: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 * 分别表示 1 %5 %10 %显著。

(二)结果分析

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人均纯收入、粮食和肉类产量、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支出比例、食品支出、滞后一期粮食消费量均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代表粮食生产能力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粮食消费产生积极影响,人均粮食消费量对固定资产原值的弹性是0.313,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可显著增加贫困地区农村人口人均粮食消费。农业生产过程的巩固和提高有助于实现农业微环境下供求动态平衡,农业生产通过直接或间接提供农产品的方式为基本粮食消费提供保障。加强贫困地区农村人口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培养,建设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式粮食安全保障形式的内生发展是根本之策。

第二,粮食消费对代表粮食获取能力的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过度敏感。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即期收入增加粮食消费量减少反映敏感性;对于多数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农村人口而言,粮食多是自己生产,从经济成本和可获得性上更便利,随收入增加粮食消费量减少,表明农民愿意付出的改善生活成本更大;反之,收入减少农民自给性消费增强,货币性消费减弱。换言之,收入增加对农村人口消费结构升级的刺激性更强,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固有饮食消费习惯比较单一,改善和丰富饮食结构的主观意愿比较强烈;同时客观上面临收入流动性约束,收入增加正好契合了主客观需求。

从影响程度上看,收入是对粮食消费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从收入来源看,家庭经营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例最大,第一产业仍是农村人口纯收入的最重要来源。解决贫困地区粮食安全保障问题、提高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生活水平应立足于自力更生、多渠道增加农村人口收入,制定有针对性帮扶救助机制,内生增加收入与外生保障性扶贫开发相结合。通过收入和收入平方项的比较分析发现,收入提高对粮食消费量产生负面影响,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已经渡过粮食“量”安全的初级阶段,收入提高逐渐成为促进贫困地区农村人口消费结构转变的主要动力。

第三,代表粮食供给水平的粮食和肉类产量对粮食消费影响显著。粮食供给增加可以增加粮食消费量,肉类产量增加对粮食消费产生适度替代效应。解决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安全保障问题,在于不断丰富和健全农产品种类,实现由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转变。

第四,代表消费观念的变量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量影响显著。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比例对粮食消费量有负向影响,如此来看,粮食消费不足实际上是农村人口在制度约束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再生产和消费所做的一种理性选择,而这种选择是最不理想的结果。如果贫困地区农村人口能够合理分配生产性投资和生活性消费比例,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可以显著改善。只有在长期消费压力减轻和收入稳定增长的情况下,贫困地区农村人口才会根据其收入理性分配生产性和生活性消费支出,有效解决其主要靠短期决策的日常性食物消费不足问题。食品支出比例的提高可以增加粮食消费,表明食品支出增加主要用于增加粮食、蔬菜等基本消费,并没有如预期实现消费结构大幅向肉蛋高蛋白类食物转变。

第五,粮食消费惯性对粮食消费产生积极影响,表明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模式有一定连续性,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改善不能忽视消费惯性的累积效果。贫困地区多集中在西部边远山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特定生活习惯和文化风俗、缺乏与外界沟通与交流使其粮食消费长期维持在一个相对停滞状态,意味着粮食安全保障问题和扶贫开发过程中要结合实际、循序渐进。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了省际面板数据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分析了粮食生产能力、粮食获取能力、粮食供给水平、消费心理、粮食消费惯性等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粮食生产能力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粮食消费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发现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有利于改善贫困地区粮食消费水平。要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生活水平,首先要加强贫困地区粮食生产。只有贫困地区粮食生产能力提高了,贫困地区农村人口才有提高粮食消费的信心。(2)粮食供给水平对其粮食消费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因此,一要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购买力,使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具有购买能力;二要增加贫困地区粮食供应,使他们有粮可买。只有有钱买,而且能买得到,才能提高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的粮食消费水平。(3)食物消费结构未随着食物支出增加而改善。本文分析发现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粮食消费不足的原因是平衡生产和生活比例的无奈之举,有改善膳食结构的意愿却因客观条件限制改善乏力。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农民总是偏向生产,这也是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形成的。解决这个问题,要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使农民在满足生产需要的基础上,还有较多资金用于消费。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1)在贫困地区应更加重视粮食生产。贫困地区交通不便,购买粮食成本高通达性差,农村人口更关注粮食自给,粮食能否自给不仅影响他们的消费水平,而且影响他们从事其它产业,尤其是非农产业的信心和决心。所以,政府应优先安排好粮食生产,然后再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即使不具备粮食生产比较优势,也应鼓励粮食生产,防止撂荒抛荒现象发生。(2)为贫困地区粮食高产创造条件。贫困地区农民因为思维惯性和条件限制,粮食生产多是维持生计的基本选择,政府应积极扶持,为其创造良好的粮食生产条件。如出资建设灌溉设施、修建田间道路、对农民进行农业科技培训等。另外,政府还应积极为农民推荐粮食优良品种和科学的栽培技术。(3)增加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于种田能手,着重扩大经营规模,进行农业科技服务;对于愿意打工者,进行技能培训以及提供务工信息。(4)提高贫困地区人口营养水平。不仅要关注贫困地区人们对食物量的需求,还要提高食物的营养均衡和质量安全,保证人体必需营养素的摄入和控制地方病的集中爆发。在扶贫过程中,不仅要为贫困人口提供致富项目和技术,还要引导他们科学消费,尤其是科学的饮食方式,注意营养平衡,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农村人口身体素质;倡导节约、健康的饮食观念,减少浪费。

参考文献:略                           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13年第2期P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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